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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美国次级债危机
一、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生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房地产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住房销售量不断创下新纪录，房价也以每年增幅超过10%的速度攀升。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一直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常常被批评为“用一个泡沫,替代了另一个泡沫”。正由于此,在主流的金融机构都对次贷风波不以为然的时候,在任期间一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格林斯潘,则一直强调次贷风波很可能演化扩大为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可见他对于这种泡沫之间的替代是有清醒的把握的。 实际上,10年前，美国家庭拥有的房地产资产总值不超过8万亿美元，约占家庭资产总额的40%；到了2005年底，美国家庭房地产资产总值已升至21.6万亿美元，在家庭财产中的比例提高到56%。这种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升,掩盖了次贷证券化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例如风险评估能力的缺乏,证券化资产的流动性不足等等,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扬的时期,这些问题都不容易暴露。 但是，从2006年中期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房地产的价格出现下滑。2006年9月，新房中间价比上年同期下降9.7%，创下近36年来的最大跌幅。这就使得原来在房价上扬时期掩盖的问题日益清晰地暴露出来。雷曼兄弟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06年获得次级抵押贷款的美国人中，约有30%无法及时还贷，全国约有220万人可能因为最终无力还贷而失去住房。受此影响，近几个月已有约20家贷款机构和抵押贷款经纪公司破产。
二、美国次级债危机成因
从具体的成因看,我们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促使了风险承担者的分散化,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加大了这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美国金融界经常有人拿当前的次贷风波与上世纪80年代的储蓄贷款机构的破产类比。在储蓄贷款机构的风波中,风险的爆发点是确定的,就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储蓄贷款机构;损失也是基本可以衡量的,基本就是这些特定机构在房地产领域的贷款;风险可能传染的范围也是大致可以确定的,就是参与相关的储蓄贷款业务的机构。因此,在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处置中,其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有限的，是可以测算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次贷风波中的风险承担者几乎是全球化的,从美国到欧洲,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风险损失的衡量也不是确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证券化的次贷分布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中,目前大型的金融机构基本上已经评估并披露了自身在次贷领域的损失,但是许多中小金融机构可能还不知道评估自身在次贷业务领域的损失;同时因为证券化的次贷的流动性不足,也使得这种评估变得困难。市场担心不确定性,而次按恰恰在诸多环节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可以说是次贷引起如此大的市场冲击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扬条件下快速扩张的房地产信贷,累积了风险的隐患。在住房信贷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或者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往往会降低住房消费者的市场准入标准，让一些无资格或没有偿还能力的消费者进入住房信贷市场。一些次级贷款金融公司纷纷降低“门槛”，甚至推出“零首付”、“零文件”等贷款方式，不查收入、不查资产，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证明的情况下购房。
第三，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加上独特的利率结构设计,也使得客观评估次贷偿还能力的难度加大。次级抵押贷款利率往往在一定的年限之后随着市场浮动，一旦市场风向发生改变，这些贷款可能会变成高危品种。原先在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的时候，贷款者可以通过卖房还贷。如今房价不断下跌，而利息反倒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的次级抵押贷款者已经不堪重负。
三、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一是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重要性。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由于房价的不断上涨而忽视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也就是贷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贷款公司和银行为了营销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包括所谓的“零首付”“零文件”贷款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行为都是不审慎的。银行将这些贷款证券化，把风险从银行账本上转移到资本市场，风险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为后来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二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有借鉴意义。目前，中国房地产处于上升周期，房价上涨较快，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发展得非常快。2007年以来，商业性购房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呈逐月加快趋势，6月末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比1月末和第一季度末分别提高4.8个和4.6个百分点。从美国次级债风波的经验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银行一定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对此，银监会对银行一再发出风险提示，要求银行不能放松借贷标准，严格“三查”，严防假按揭和虚假贷款，并多次就银行房地产贷款进行现场检查。同时，在房价不断上升的环境下，银监会还提示银行要高度关注贷款抵押物的价格风险。
三是对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借鉴。此次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另一成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市场失灵。美国次级住房抵押债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关次级房贷的大量真实信息存于贷款公司和经纪公司，资产证券化以后，风险转移给了市场，但信息并没有很好地传递给投资者。投资者完全依靠评级公司来定价，而事实上评级公司的评级却出了很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开展资产证券化。近年来，银监会一直提倡，资产证券化必须基于银行的优质资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市场并不能对所有的风险进行准确的识别和定价。
四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次美国次级债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警示。
五是对中国而言，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更好地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这次美国的次级债危机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同时，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是“走出去”一定要注意审慎经营，不能盲目地搞粗放型扩张。
案例二：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过程及原因
自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业井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场危机首先是从泰铢贬值开始的，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大泰铢汇率狂跌20％。和泰国具有相同经济问题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迅速受到泰铢贬值的巨大冲击。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大比索贬值11.5％。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7月2日至14日贬值了14％。
继泰国等东盟国家金融风波之后，台湾的台市贬值，股市下跌，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10月17日，台市贬值0.98元，达到1美元兑换29．5元台币，创下近千年来的新低，相应地当天台湾股市下跌165．55点，10月20日。台币贬至30．45元兑1美元。台湾股市再跌301.67点。台湾货币贬值和股市大跌，不仅使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而且引发了包括美国股市在内的大幅下挫。10月27日，美国道，琼斯指数暴趴554.26点，迫使纽约交易所9年来首次使用暂停交易制度，10月28日，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分别跌4.4％、7.6％、6.6％、6.7％和6.3％。特别是香港股市受外部冲击，香港恒生指数10月21 H和27日分别跌765.33点和1200点，10月28日再跌1400点，这三大香港股市累计跌幅超过了25％。
11月下旬，韩国汇市、股市轮番下跌，形成金融危机第三波。11月，韩元汇价持续下挫，其中11月20日开市半小时就狂跌10％，创下了1139韩元兑1美元的新低；至11月底，韩无兑美元的汇价下跌了30％，韩国股市跌幅也超过20％。与此同时，日本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加深，11月日本先后有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破产或倒闭，日元兑美元也跌破1美元兑换130日元大关，较年初贬值17．03％。
从1998年1月开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心又转到印度尼四亚、形成金融危机第四波。l月8日，印尼盾对美元的汇价暴跌26％。l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巨额投资业务的香港百富勤投资公司宣告清盘。同日，香港恒生指数暴跌773．58点，新加坡、台湾、日本股中分别跌102．88点、362点和330．66点。直到2月初，东南业金融危机恶化的势头才初步被遏制。
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问之长，危害之大、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然而，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①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上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致使竞争力下降，对外出口增长缓慢、造成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1996年，泰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为230亿美元，韩国则高达237亿美元。②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偏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泰国金融机构出现厂严重的现金周转问题，韩国数家大型企业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日本几家金融机构倒闭，印度尼西亚更是信用危机加剧。以上这些经济因素从各个方面影响了汇市和股市，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④汇率制度僵化。在近年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有较大升值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未作调整，从而出现高估的现象，加剧了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锐减。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势在必行。而货币贬值又导致了偿还外债的能力进一步下降，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从而促使股市下跌。⑤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思考与启示
始发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特色的危机。这场危机改变了沿袭已久的经济危机的传统模式。
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然后波及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改变了以往经济危机首先发生于发达国家进而波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扩散模式。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中，西方7国中日本和德国受到了较大的牵连，引发其经济的衰退。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国际循环中发生在“外围”资本运动障碍可以反馈至“中心”，并对资本循环的整体运动产生影响。
其二，金融动荡引发经济整体衰退。以往经济危机一般先由产业危机开始，进而引发金融动荡。而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改变了以往经济危机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该地区经济基本面向好，金融危机的发生带有突发性、连带性的特点。
近年来，学术界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的分析、论述已经十分充分。但对这场危机的全球化背景似还需要做一些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我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并在该地区造成严重的持续性的影响的深层原因是：该地区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和该地区经济的依附性。东南亚部分国家在80年代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建立在面向全球经济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基础上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出口加工能力并以其外向型经济从资本国际循环中受益。但是，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的产业链并没有相应的扩展与延伸，使经济发展缺乏国内市场的支持而后劲乏力。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出口产业处于全球经济的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大量集中了劳动密集型和半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全球经济中这类产业不易于技术的吸收与积淀，导致东南亚地区产业升级迟缓，成为全球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一遇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便首当其冲成为经济风险的牺牲品。总之，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在深层背景上是一场产业的结构性危机，并证明了依附性经济的缺陷与危害。
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对同处于亚洲地区的，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警示与启示作用。除去人们已经讨论很多的加强金融企业的抗御风险的能力和加强政府监管等措施以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及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第一，正确处理“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的关系，保持在全球化与开放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的合理、均衡的结构。东南亚的危机给了“东亚模式”以严重的挫折，现在虽不能说，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已经失败，但确应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发展中对大国经济的特点，应予充分的考虑。大国经济应对全球化的风险方面应当较为有利。中国应吸取东南亚国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国内产业，注重推动国内产业链的延伸。从总体上看，尽管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仍然会是以内循环为主，以外循环为辅。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坚持扩大内需的调整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
第二，积极、正确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加强宏观引导。外资的进入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外资的进入并非多多益善。外资过多地集中个别行业与地区会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并易于造成地区间的差距扩大。今后如何引导外资向内地和内需产业流动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注重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升级。intel inside 和 Made in China 是当代全球经济中，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两个象征性的词汇。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制造中心。在工业化以来的历史上，英国、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依次扮演过这个角色，80、90年代东南亚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一角色。但这些国家与地区都相继退出，不再担任或被替代。中国的工业化由于天然的禀赋，如地域广大，具有勤劳而低廉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经营和组织管理能力等，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实现“升级，不退出”的新的发展模式以替代以往发达国家依次遵循的“升级，退出”的旧模式。这将成为工业化发展的新奇迹。但要实现这个新的奇迹；必要的前提是中国持续不断的科技进步和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因此，中国要想在未来避免东南亚的前车之覆，必须大力发展民族高科技产业。如何将面向出口的低附加值产业，在国际经济循环中获得的利润与积累向科技研发领域转移，是未来中国政府和产业界需要多多考虑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案例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
――对欧元的产生与影响的思考
一、德洛尔报告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89年6月，以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Delors)为首的委员会向马德里峰会提交了德洛尔计划。该计划与魏尔纳计划相似，规定从1990年起，用20年时间，分三阶段实现货币一体化，完成欧洲经济货币同盟的组建。1991年12月，欧共体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签署了《关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
《马约》目标是：最迟在1999年1月1日前建立“经济货币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届时将在同盟内实现统一货币、统-的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以及统一的货币汇率政策。EMU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
《马约》还规定，只有在1999年1月1日达到以下四个趋同标准的国家，才能被认为具备了参加EMU的资格条件：
(1)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三个成绩最好的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个百分点；
(2)当年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累积公债不得超过GDP的60％；
(3)政府长期债券利率不得超过三个最低国家平均水平的2个百分点；
(4)加入欧洲经济货币同盟前两年汇率一直在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规定的幅度(土15％)内波动，中心汇率没有重组过。
经过不懈努力，欧共体各成员国议会于1993年10月底通过了《马约》，1993年11月1日，欧共体更名为欧盟。1995年芬兰、奥地利、瑞典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增至15个。同年的《马德里决议》将单一货币的名称正式定为欧元(EURO)。欧洲货币一体化自此开始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
二、《马约》签订后的一体化进程与欧元的产生
根据《马约》规定，EMU应分三阶段实现：
第一阶段从1996年到1998年底。该阶段为准备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确定首批有资格参加货币联盟的国家，决定发行欧元的合法机构，筹建欧洲中央银行。
第二阶段，从1999年1月1日起到2002年1月1日。该阶段为过渡阶段。“欧元”一经启动，便锁定各参加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各国货币仅在本国境内是合法支付手段。在此阶段，没有有形的欧元流通，但新的政府公债可以用欧元发行七。另外，将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
第三阶段，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开始正式流通。欧洲中央银行将发行统一货币的硬币和纸钞，有形的欧元问世，并且各参加国原有的货币退出流通，欧元将成为欧洲货币联盟内唯一的法定货币。届时，欧盟数十年的宿愿也将最终实现。
1996年底，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2月13-14日，欧盟首脑会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经过各国财长的反复磋商，终于打破僵局，欧元国与非欧元国之间就建立新汇率机制、欧元使用的法律框架、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原则及主要内容等达成妥协，并原则同意了欧洲货币局提供的欧元纸币的“样币”。至此，都柏林首脑会议获得成功，欧洲单一货币机制框架基本形成。
欧盟首脑会议第1103号条例正式对过渡期结束后的欧元的法律地位作了规定，明确指出，1999年1月1日作为成员国范围内一种具有独立性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的货币，开始启用，至2002年7月1日，创始国货币全部退出流通领域；欧元正式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在这三年半的过渡期内，欧元以记账单位、银行贷款、债券、旅行支票、信用卡和股票等形式使用，同时，发票、工资、单据、商品目录将实行欧元和本国货币的双重标准。
1997年10月2日，欧盟15国代表在荷兰首都正式签订了6月达成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这是一个在《马约》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新欧盟条约。新条约及先前已获批准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等文件，为欧元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于1999年1月1日的如期启动，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5月2日，欧盟15国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首脑会议，决定接受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货币局的推荐，确认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芬兰等符合《马约》条件的11个国家为欧元创始国，首批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系。欧盟的其余4个国家，即英国、丹麦、瑞典和希腊，因暂时不愿加入欧元体系或未能达标，没有成为首批欧元国家。同时决定在原有的欧洲货币局基础上成立欧洲中央银行，由荷兰人杜伊森贝赫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之争由此也暂告一个阶段。1998年12月3日，首批加入欧元体系的11个国家宣布联合降息，除意大利(利率3厘半)外，其余10国均把利率降至3厘，此举显示了这些国家准时启动欧元的决心和强烈的政治意愿。
1999年1月1日，欧元准时启动。欧洲货币单位以1：1的比例转换为欧元，欧元与成员国货币的兑换率锁定，欧洲中央银行投入运作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可以支票、信用卡等非现金交易的方式流通，各成员国货币亦可同时流通，人们有权选择是否使用或接受欧元。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全境流通，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将逐步回收各国的纸币和硬币，届时人们必须接受欧元。至2002年7月1日，各成员国货币完全退出流通，欧盟货币一体化计划完成，欧元国际化启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完成与欧元的产生，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对欧盟内部成员国的经济活动，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与发展等方面，均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欧元的特点及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
1、欧元的特点
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并于2002年6月30日之后成为欧洲货币联盟范围内唯一合法通货的欧元，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跨主权国家创造的信用本位货币。其信用将来自于人们对欧洲货币联盟内高效率的协调能力、其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所赋予的信心。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离造成欧元的缺陷。一国范围内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有矛盾情形的，该矛盾对于具有第一个特点的欧元来讲显得更加突出，因为其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与分离的各国主权政府之间，并不能保证在必要时能够完全协调一致。因此分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可能从内部动摇欧元的生命所在--币值稳定。
2．欧元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
欧元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能力的挑战。从历史上看，IMF在协调其成员国缓解1973年与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救援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促进其经济稳定增长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协调能力。但在特别提款权问题、南北货币关系问题、以及1MF的贷款条件等问题上，其协调能力却引人质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欧洲货币联盟作为同样的跨主权国家的国际货币机构，尽管它也将面临许多困难，但在保证欧元稳定方面将发挥出更完善的协调能力。另一方面，在货币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将会代替原发达国家内部美、日、德三极上德国的位置，并将大大增强这一极的力量，从而使IMF在协调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立场的问题上难度更大。
第二，对国际储备体系的挑战。现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可以概括为美元主导下的美元、日元、马克、SDRs及其他硬货币并存的体系。欧元的产生与运作，对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SDRs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无疑将带来严峻的挑战。从经济实力来看，统一货币后的欧盟国家GDP在1996年占经合组织的38．3％，而美国只占32．5％，日本则占20．5％，因此，以这种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欧元，在一'定时期内有望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挤占美元所占的一部分份额，并可能在中长期内动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未来国际储备体系中非对称三级(美、欧两极强，日本一极弱)的局面。同欧元一样，SDRs也是一种国际清偿力，但SDRs天生就有缺陷。同样作为信用货币，欧元却
在天然禀赋上优于SDRs。这是因为：①从货币的价值尺度的角度考察，虽然作为篮子货币的SDRs的价值也很稳定，但从作为信用货币其价值所必须依靠的信用源泉来讲，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显然要比IMF在国际储备货币创造上的作用大得多。②从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角度考察，在非官方结算之中，SDRs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而欧元则不一样，它不但可作非官方结算货币，而且还可作区域内统一的流通货币，可以预见，欧元被非官方欢迎的程度将是SDRs无法比拟的。也可以预见，至今未达到在其创立之初所设想的成为世界主要清偿力目标的SDRs，在欧元的挑战之下将会更加暴露出其内在缺陷性，从而动摇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三，挑战目前的所谓“非体系”，为世界货币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汇率制度安排多样化、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国际政策协调艰难，是目前牙买加体系之所以被称为“非体系”的重要原因。欧元将以其汇率稳定、跨国界的协调及统一的中央银行对这一“非体系”直接提出挑战。并且统一的欧元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用于非官方结算的跨国界信用本位货币的-种创造，它的诞生及其后的发展，将为未来统一世界货币的创造提供宝贵的经验，也将为其他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货币一体化起到示范作用。
许多学者已经预言，世界货币最终的统一将建立在几大区域性国际货币基础之上，并在广泛的国际协调上与制度框架内执行其世界货币的职能。我们认为，未来IMF货币的改革进程将和区域内国际货币-体化发展进程相交织，并最终创造出一种完善的世界货币。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但这或许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趋势。
案例四：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对墨西哥债务危机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萨利纳斯担任总统后,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债权国的债务压力,墨西哥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的要求进行改革,开始实施空前的私有化工程。首先,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实现资金和贸易的自由流动,使墨西哥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⑧其次,墨西哥与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在1993年加以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政治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协定承诺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应对墨西哥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把改革写入协定将会大大减少墨西哥放弃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能性。⑨“华盛顿共识”并没有改善墨西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的环境,反而导致在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涌入后,墨西哥大批民族企业垮台,⑩改革引发了国内大量的社会问题,如高失业率、贫困化,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
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比索迅速下滑至交易区间的下限,萨利纳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冒险措施,如发行短期债券“tesobons”,将价值300亿元的债券与美元汇率挂钩。这种债券销售容易,但到期兑现困难,除非比索贬值的压力得到缓解。但发行“tesobons”,使墨西哥赢得必要的时间,萨利纳斯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墨西哥股票市场攀升、全球原油价格上涨的基础上。
由于短期债券“tesobons”的数额庞大,且又与美元相联系,因此墨西哥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墨西哥政府实施有限制性的比索贬值,但不能阻止国内金融资本外流。按照“华盛顿共识”经济改革模式,克林顿政府原先预测墨西哥大选后资本流动会恢复正常。[11]但美国人想象的结果没有出现,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表示,不应该再允许墨西哥从美国借款来支持已经高估的比索。墨西哥政府只有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需要兑现230亿美元的“tesobons”债券。墨西哥政府面对的困境是,如果为了将外国资本留在国内而将利率提得很高,投资和就业就会受到破坏,流入国内的外国投资将大大减少。如果为了偿还债务而大肆发行钞票,那么由此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将会产生同样的恶果。如果不按照协定偿还外债,那么依靠美国资金来支持墨西哥经济改革的希望将完全破灭。
为了缓和金融危机,墨西哥政府不断地向投资者提出展期偿还短期债务要求,同时寻求一种弥补性措施。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增加消费税,中央银行紧缩贷款并提高利率,通过适度比索贬值来抑制进口、增加出口。虽然在适度贬值的同时辅之以紧缩政策会带来经济的衰退,但与墨西哥政府缺乏资金偿还短期债务的状况相比,这种衰退时间较短、而且影响要小得多。[12]几年来,墨西哥政府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将比索汇率上升到超出其价值水平。因此,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投资者“突然间夺门而逃,抛售墨西哥各种形式的资产。危机期间,大约有250亿美元流出墨西哥”。致使比索“崩溃性贬值,在短短几个惊慌的星期内,墨西哥的购买能力损失了一半”。
当比索贬值的消息在墨西哥精英阶层引发巨大恐慌时,许多有钱的墨西哥人迅速从股票和债券市场取出现金。他们趁比索贬值大肆抛售比索,以谋取期货市场的短期效应,从而使问题进一步加重。政府为18家国内主要银行提供紧急援助,但仍有8家银行倒闭。[13]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出售黄金储备来平衡比索贬值,以避免经济危机引发墨西哥大选的政治风波。
由于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而其中很大成分是游移不定的短期有价证券。
因此,一旦金融利率发生变化,这种具有很大投机性和流动性的“燕子资金”就会闻风而动,纷纷抽走,使墨西哥迅速陷入金融危机之中。随着资本逃逸不断继续,塞迪勒新政府实施比索贬值政策,但仍然无法偿还到期的短期债券“tesobons”。债券持有者要求以美元偿还,但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墨西哥国内金融精英们和美欧等国投资者一样,迅速从债券市场撤出,墨西哥股票不断下跌,三个月内,股票市场下跌48％。[14]股票市场出现前所未有萧条,墨西哥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 “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把振兴美国经济作为他施政的首要任务,实施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①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指针,克林顿政府主张,国际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必须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消除对世界资本流动的各种限制的主张,②为美国资本在海外的扩张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途径。
建立北美经济一体化机制,是克林顿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对外经济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到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启动,美墨关系经历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考验,本文通过对引发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原因的反思,论述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美墨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坚持要求债务国实行“结构改革”,并以此作为延期偿还债务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拉美经济改革的声势浩大,不仅在拉美历史上属于空前,而且影响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此为主导思想的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根据这个共识,美国等债权国向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一套经济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得到纽约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大力支持。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东亚局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认为,发达国家以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为由,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按照全面市场经济要求改革经济”,③使“华盛顿共识”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华盛顿共识”从拉美扩展到全世界,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外资颇具吸引力。④美国金融界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动因在于,实现共识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为发达国家投资者和商人提供海外投资的便利。美国企业、华尔街金融集团是“华盛顿共识”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从事商业活动,拉美国家首当其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为华尔街金融家们兼并和收购海外企业提供机会。“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还获得为破产企业提供抵押以及在决策咨询中收取大量佣金和回扣的机会”。⑤根据这个共识,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自由汇率,这样,既能保证欧美各国投机商在投机活动中国际汇兑的稳定,又能获得货币投机的潜在市场。虽然发展中国家私人产业和少数个人投机者也获得利润,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华盛顿共识”涉及的三个重要方面,宏观经济稳定、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主要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其要旨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⑥这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共识在拉美国家中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政府职能明显受到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其次,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许多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最后,金融自由化导致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墨西哥在这方面尤为明显。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势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都曾主动或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⑦但这种模式在拉美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以及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为腐败等各种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渠道。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克林顿政府做出援助墨西哥的决定。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私人银行计划为墨西哥政府筹措400亿美元借款。[15]1995年1月,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宣称,400亿美元计划是贷款、不是外援,更不是紧急援助。尽管克林顿再三强调后者,但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华盛顿共识”制约下的北美经济一体化表示怀疑,共和党的孤立主义者和民主党的贸易保护主义代表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墨西哥危机,他们坚决反对实施这项一体化措施。但现任总统,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却坚定地支持救援墨西哥计划,他强调墨西哥市场信心的丧失将会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16]
克林顿利用自己的权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来获得巨大贷款。他们利用先行立法制度的漏洞,克服了国会的阻力,筹款200亿美元为墨西哥政府紧急使用。美国财政部发起了一个从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获得大量资金的计划,以稳定美国同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而不是让行政机关用来稳定比索的币值。[17]鲁宾以美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框架条件所具有的权力为条件,通过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贷款180亿美元。援助墨西哥计划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提供紧急援助确立了一个先例,当美国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国会的议员们正在为如何援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而感到担忧时,克林顿政府通过以事先贷款保证形式,向墨西哥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贷款,克林顿背离了他先前曾对美国人民的承诺,策划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紧急援助。[18]
即使是如此巨大的款项也很快在墨西哥的偿还证券、填补日益畏缩的货币储备中消耗殆尽。短期债券“tesobons”的持有者们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入的现金中得到好处,墨西哥金融精英们也从股票和债券经营、现金投机中获取大量资金。然而,美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有条件的,那些与墨西哥股票市场有大量交易的人必须既要遭受巨大损失,还要面对“华盛顿共识”这一现实,即:墨西哥必须实施更加严厉的紧缩措施,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19]。金融危机期间,只有少数墨西哥人存有大量现金,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紧缩政策的受害者。通货膨胀、失业上升、公共开支大幅度削减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特别是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查帕斯省的地区动乱,持续不断,那些得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紧急援助的普通墨西哥民众社会的处境艰难可想而知。
美国以“华盛顿共识”来促使墨西哥政府放弃宏观经济调整,开放投资和贸易市场,最初美国是最大收益者。但不久它又成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反差之大令克林顿政府几乎措手不及。推行“华盛顿共识”不仅未能使墨西哥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反而导致严重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措施帮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到1995年2月底,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从34.83亿美元增加到112亿美元,股票指数从1492.54亿点回升到1723.03点。[20]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墨西哥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使墨西哥自1996年后经济形势逐渐好转,金融危机逐步缓解。这个行动印证了一个世纪前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 firio Diaz)的一句名言,“可怕的墨西哥呵!与上帝如此遥远,却与美国如此邻近”。
三、关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几点反思
墨西哥金融危机表明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不透明带来的严重后果。1994年墨西哥银行的外汇储备数据在六个月之后才开始公布,财政赤字一直隐匿在发展银行的账户上,由于潜在的环境恶化的事实一直被隐而不报,所以一旦比索贬值,市场的反应迅速而又猛烈。这种教训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虽然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下,墨西哥经济在1996年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人们原来担心,墨西哥在得到美国大帮助下迅速走出困境后会继续要求美国的官方资助,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墨西哥再也没有向美国寻求帮助。它的改革并没有沿袭原来的老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模式也没有遭到怀疑,相反这种模式在拉美其他国家继续流传。[21]当墨西哥挣扎地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时,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勒更加密切关注国际资本的流向,以及对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影响。塞迪勒的博士论文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完成,他在博士论文提出:只要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势力真正愿意“援助”墨西哥克服金融危机,那么,在墨西哥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受到责备的就应该是政府,而不是银行借贷本身。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克林顿政府帮助墨西哥克服金融危机经验告诉人们,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它可以通过双边组织帮助其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它们所属的而且在其中拥有成员国权利的多边组织来帮助解决问题。同时,国际社会也从墨西哥危机中接受教训。最重要的是需要透明度,特别是关于经济数据的透明度。同时墨西哥危机给人们的教训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之一是让它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为陷入金融困境的国家提供贷款,各国根据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大小来分享贷款的数量(美国人强调是贷款,不是捐款)。这是解决金融危机的一个有效且公平的方法。因为在克林顿政府为墨西哥政府提供4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于1998年1月中途夭折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资金。相反,危机提供了要求改革的“绝佳机会”。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援助墨西哥时经常受到克林顿政府的压力,坚持一长串的附带条件。[22]这是美国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最佳回报。
最后,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墨西哥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借贷利率太高造成的。长期以来,墨西哥政府积累了巨额预算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汇率压力,而防止汇率储备不足问题十分重要。因为汇率下降,墨西哥向外国债权人偿还公私债务的负担就变得越来越沉重。墨西哥被迫采取紧缩政策,遏制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将大量资金转而用于偿还债务,国内生产和消费随之大幅度减少,致使金融危机发生。相比之下,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执行审慎的财政政策,政府预算保持平衡或盈余;通货膨胀相对较低。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公共借贷行为不审慎造成,而是少数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私人借贷和资产(尤其地产)价格不可持续的爆涨造成的。[23]关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id)有一段精彩的评价:“随着流动资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闲荡寻求最高回报率,人们会发现,全国遍地都是国外的流动资本,这种资本流动可以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景象。当这些外国资金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决定撤离时,这个国家又突然发现渴望贷款。全球几十个有抱负的国家都因为这种方法而沦落到人质的地位,墨西哥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他们在贸易体系中追求发展时所付出的入场费”[24]。
墨西哥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其中隐含对“华盛顿共识”制约下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的失误。从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挑战,[25]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在“9.11事件”后一度沉寂,但很快又恢复了其活力。比如,以南美为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门不同,后者也不得不探讨如何拥有一个更均衡的全球化这样的关键问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向全世界输出它的改革模式的政治决心使这种文化动力得到加强。
案例五：货币局制度――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联系汇率是与港币的发行机制高度一致的。香港没有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由商业银行发行钞票的少数地区之一。而港币则是以外汇基金为发行机制的。外汇基金是香港外汇储备的唯一场所，因此是港币发行的准备金。发钞银行在发行钞票时，必须以百分之百的外汇资产向外汇基金交纳保证，换取无息的“负债证明书”，以作为发行钞票的依据。换取负债证明书的资产，先后是白银、银元、英镑、美元和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后，则再次规定必须以美元换取。在香港历史上，无论以何种资产换取负债证明书，都必须是十足的，这是港币发行机制的一大特点，实行联系汇率制则依然沿袭。
联系汇率制度规定，汇丰、渣打和中银三家发钞银行增发港币时，须按7.8港元等于1美元的汇价以百分之百的美元向外汇基金换取发钞负债证明书，而回笼港币时，发钞银行可将港币的负债证明书交回外汇基金换取等值的美元。这一机制又被引入了同业现钞市场，即当其他持牌银行向发钞银行取得港币现钞时，也要以百分之百的美元向发钞银行进行兑换，而其他持牌银行把港元现钞存入发钞银行时，发钞银行也要以等值的美元付给它们。这两个联系方式对港币的币值和汇率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是联系汇率制的另一特点。
但是，在香港的公开外汇市场上，港币的汇率却是自由浮动的，即无论在银行同业之间的港币存款交易（批发市场），还是在银行与公众间的现钞或存款往来（零售市场），港币汇率都是由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的，实行市场汇率。联系汇率与市场汇率、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存，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最重要的机理。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发钞银行的汇率控制，维持着整个港币体系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银行与公众的市场行为和套利活动，使市场汇率一定程度地反映现实资金供求状况。联系汇率令市场汇率在1：7.8的水平上做上下窄幅波动，并自动趋近之，不需要人为去直接干预；市场汇率则充分利用市场套利活动，通过短期利率的波动，反映同业市场情况，为港币供应量的收缩与放大提供真实依据。
联系汇率真正成为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基础，是在经历了一些金融危机和1987年股灾之后的事情。主要是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为完善这一汇率机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创造有效的管理环境，如与汇丰银行的新会计安排，发展香港式的贴现窗，建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开辟政府债券市场，推出即时结算措施等；此外，还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使短期利率受控于美息的变动范围，以保障港元兑美元的稳定。而对于联系汇率制最有力的一种调节机制，还在于由历史形成的，约束范围广泛的和具有垄断性质的“利率协议”，其中还包括了举世罕见的“负利率”规则，它通过调整银行的存、贷利率，达到收紧或放松银根，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因此至今仍然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的一项政策手段。
思考题：联系汇率制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意义？
案例六：离案金融市场
――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一、欧洲货币市场形成的原因
欧洲货币市场形成的原因可分为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
1、内在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西方国家的生产、市场日趋国际化，促进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2、外在原因表现在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币值的降低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影响四个方面。
二、欧洲货币市场的结构
欧洲货币市场由资金市场、中长期信贷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三部分组成。通常将资金市场习惯性地称为欧洲货币市场。
三、欧洲货币市场的供求
1、欧洲货币市场的资金来源。欧洲货币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跨国公司及其他工商企业、个人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外汇资金及外汇储备等等。
2、欧洲货币市场的资金运用。在欧洲货币市场上，资金的需求者主要是跨国公司、非产油国家和外汇投机者。
四、欧洲货币市场发展与信用膨胀
欧洲货币市场没有准备金的规定，只受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和贷款机构本身的谨慎态度的限制，信用膨胀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目前很难做出准确的定量结论。
五、欧洲货币市场发展与国际金融的稳定
欧洲货币市场具有极大的竞争性、投机性和破坏性，导致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不稳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欧洲货币市场业务的银行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2、加剧了证券市场的动荡。
3、影响各国金融政策的实施。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启示
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业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资本国际流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开始逐步展开,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日本金融体系逐渐演变成了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认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严重化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是,当时日本能否通过拒绝金融自由化的方式进行金融风险控制,为什么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严重金融动荡中日本又进一步推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对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提供一个典型实例。
一、 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开
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不断涌现,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 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发生的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促进了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自70年中期开始,日本证券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迅速膨胀,1978年已经超过4万亿日元,从而成为当时在日本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出现了“余裕”资金,为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证券回购市场。证券公司所进行的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证券回购业务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均衡关系,而这又招致以都市银行为代表的大银行的反击行为。1979年5月由都市银行所推出的可转让存单(ＣＤ)就是银行业回击证券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当时发行的ＣＤ面额很大,时间期限规定也较严格(面额5亿日元以上、期限为3～6个月),它还不是一种主流金融商品,但毕竟与证券回购交易一起打开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价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银行同质化的进程,并从而引发了银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业由于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经营方针,致使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少。并且随着融资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大企业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各种银行在贷款对象选择方面向中小企业加速集中的趋势。另外,都市银行、地方银行这类传统以短期周转资金借贷为核心业务的银行,也开始逐步扩大了设备投资贷款等长期借贷业务。1970年都市银行的对外贷款总额当中,设备投资贷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则达到了40.1%。上述3个时期地方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占其对外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7%、27.0%和37.1%。上述情况表明,80年代日本银行业日趋同质化,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所确定的银行业分业经营原则已被新的经济环境逐步打破。
(二) 赤字国债大量发行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冲击
以1975财政年度发行2.3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为开端,日本走上了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之路。国债的大量发行使日本传统的国债定价、发行和消化方式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动化”和利率“弹性化”政策,即允许银行将持有的已发行1年以上的国债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开始采用公募拍卖方式来发行国债。这样,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开始出现于日本金融市场。
国债大量发行的最重要影响,并不在于出现了一种规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互渗透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在开发以国债为基础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由于自1975年度起发行的国债多为10年期国债,其偿还期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意味着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场上会出现规模巨大的“期近”国债(即在两三年之内就将到期的国债)。由于这些国债是一种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银行存款利率。如果证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国债回收资金,势必将极大地影响银行业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日本银行业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其从事国债交易业务。这种努力尽管遭到了证券业的激烈反对,但1981年通过的新“银行法”还是满足了银行业的要求,允许其从1983年4月开始从事国债交易业务。
在“新银行法”出台前后,日本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渗透日趋加深。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证券业以国债等公共债券为基础,陆续开发出了具有存款性质的中期国债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债券、证券互换、长期国债基金等金融商品,银行业则相继开发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额贷付信托、国债定期账户、国债信托账户等具有证券特点的金融商品。
(三) 强大的国际压力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压力。这种国际压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第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日本企业债券发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银行组成的企业债券发行协会,对企业发行债券采取了种种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汇法禁止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又使得日本企业无法自由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1980年日本对实施多年的外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确定了外汇交易“原则自由”的政策原则。随着日本对国际间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日本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所获得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资本市场对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调整了长期实施的企业债券发行“有担保原则”这一行业惯例,降低了债券发行企业的资格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所收取的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基本改变了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费率一般都由银行与企业协商来确定。
另外,在企业债券市场管制不断放松之际,日本企业正在争取实现ＣＰ(商业票据)发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银行业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挠,这一行动迟迟未果,最后双方的交涉过程演变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争,企业界于1987年终于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此后,日本企业的ＣＰ发行规模迅速膨胀,到1990年末其余额达到了15.7万亿日元。
第二,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压与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随着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产业及就业打击不断深刻化,美国政府逐渐矫正了美元升值是“强大美国”的象征这一肤浅认识,转而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出台的“索罗门报告”认为,造成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实行“人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资家不愿投资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实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提出了“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题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此二报告一般被合称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在“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转化为普通银行,被称为“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等6类银行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从15.9%上升到了34.7%。
二、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谨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阶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终完成阶段。
(一) 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进展
90年代前半期,尽管日本金融业已经陷入到不良贷款严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缩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并以此实现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仅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金融自由化目标实施了如下两项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万日元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额为300万日元的ＭＭＣ(浮动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没有任何松动。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获得了重大进展。首先,逐步实现了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从300万日元调低到了100万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进一步降低到了50万日元,同年11月实现了300万日元以上的小额定期存款(3个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废除了关于ＭＭＣ最低限额的规定,1993年6月为期1个月至3年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实现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开始引入最长期限为3年的浮动利率存款和最长期限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长期存款),1994年10月实现了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长期限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内迅速实现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储蓄存款(金额为40万或20万日元,与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进行联动),1993年10月出台了新型储蓄存款的进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结算帐户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化。这样,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历程,日本对银行业所进行的价格竞争管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初步发展。80年代,尽管银行业已经开始涉足国债等公共债券的交易活动,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大量的渗透到对方经营领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业务兼营化却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过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了银行、证券、信托3种业态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的兼营化。另外,生命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进入到对方的经营领域。
(二) 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债权等严重问题困扰的日本金融业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许多巨型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危机状态,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民众信任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台执政的桥本内阁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的报告,确定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构想。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对战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开始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规定,在日本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谓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业态的金融机构为母体,通过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子公司化的金融组织形态。战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来实现金融业的“范围经济”,另一方面是为金融机构的顺利重组提供条件。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2月,日本银行业被允许设立专供信托投资公司出售信托产品的柜台。这一举措表明,信托交易开始进入银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银行业被允许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资产品。另外,在此期间日本开始允许银行系证券公司从事股票交易。在放宽对银行及银行系证券公司业务限制的同时,日本也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自1997年开始日本的证券公司被允许开设“证券综合帐户”。所谓“证券综合帐户”,即指在证券公司给客户开设的交易帐户之上附加上支付与结算功能。这表明证券公司开始涉足长期以来一直被银行业所垄断的管理结算帐户业务领域。
第三,对金融机构开业及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管制的进一步放松。首先,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开业管制由以前的许可制改为注册制。在注册制之下,有关机构只要满足一些必备的条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营业资格或退出某一经营领域,从而降低了证券业与信托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其次,股票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随着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损失补贴”事件的不断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对股票交易手续费管制的批判之声日趋高涨。人们普遍认为固定制的手续费标准是产生损失补贴问题的温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对5000万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实行自由手续费率。
第四,国际间金融交易的彻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日本新《外汇法》规定: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下外汇业务的许可证制或事先申报制;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外汇银行制、指定证券公司制和兑换商制;放开个人和企业在国外金融机构开户存款;放开企业间外汇债权与债务的轧差清算以及境内居民外币计价结算。另外,日本政府为使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进一步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发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废除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企业“适合发债基准”,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只要获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级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评定,就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三、 关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几点启示
通过前文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运行环境的演变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经济问题,从而要求政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满足金融机构调整其业务内容的需要。具体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实例来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堀内义的总结是非常确切的,他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金融业实行了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之下实现的。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使日本政府对传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非常满意,甚至从没有考虑对其系统进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与融资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国债的大量发行等新现象的出现,不断迫使日本政府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则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主管当局―――大藏省丑闻的不断曝光,人们日益怀疑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和政策制约作用也日趋增强。面对严峻的危机,不出台符合公众利益、赢得公众信心的重大举措,执政集团必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会声誉降到最低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对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与组织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以便获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渐进地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以银行业为例,在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着多种巨额“经济租”的银行业,在管制放松过程中不仅“经济租”不断减少,而且其原有的“势力范围”不断受到迅速崛起的证券业和企业直接融资的侵蚀。这样,银行业不仅面临着确保存款稳定增长的难题,甚至在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期限结构风险、融资对象风险、融资内容风险不断扩大,违规、违法经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种现象的发生尽管有银行内部对经营风险控制弱化单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都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就很难通过内部控制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金融风险的最重要手段是出台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通过谨慎的监管措施稳固金融业的经营基础和抗风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通过适当的途径实现金融业的业务兼营化,是促进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步伐。
第三,金融自由化作为一种管制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问题,所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避免被有关的利益主体所“俘获”。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中,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围绕国债业务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一般产业企业则与银行业围绕ＣＰ发行合法化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在各方利益主体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被传统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银行业所俘获,尽力维护银行业利益的倾向。因为一般说来银行业的要求,例如从事国债等公共债券交易业务等,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而证券业与一般产业企业的要求,都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够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照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对平稳地推进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却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 否则改革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因素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在讨论制度选择问题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完全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情况来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国际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例证。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国内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制度,而此项改革则进一步加深了大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施压则极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讲,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制度选择空间被不断缩小的时代。
案例八：乔治・索罗斯与英格兰银行的英镑攻防战
一、战争的起因 1992年2月1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如果以上计划能够顺利完成，欧元将成为能够与美元相提并论的超级货币，欧盟十二国的资本市场将实现无缝接轨，资本流通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这非常有利于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有望从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中夺回过去几十年丧失的大片领地。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无法改变欧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所以只能是一个先天不足、命运多舛的条约。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德国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保守党执政的英国则陷于衰退的泥潭；南欧的意大利的经济形势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人显然知道，欧洲货币的统一只会加剧德国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货币机构”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战战兢兢，疑虑不已。在签署条约的时候，英国要求欧盟各国承认它“有不参加统一的欧洲货币”，也就是说，当欧元在20世纪末建立的时候，英镑会继续存在下去，英国的中央银行也将继续制订货币政策。
英国政府走的是一条前途未卜的折衷路线──如果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已经在1990年加入了这个机制），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如果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又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一旦发现前方的水太深，还可以及时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荣孤立”的碉堡中去。
从今天看来，英国政府的决策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时机选择的相当错误。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前，英镑已经处于严重被高估的境地，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经济非常不景气，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这个数字无疑太高了。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这又给英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加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利率，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加息，无疑将给英国低迷的经济加上最后一块无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一旦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英国最好的出路是说服德国降低马克利率，减轻英镑的升值压力，可惜德国人并不想帮英国人这个忙；其次是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暂时容忍英镑的贬值，等到英国经济复苏之后再让英镑回到正常的汇率浮动区间，可惜欧洲各国几乎不可能同意这种请求；再次是坚定不疑地主动加息，不惜以牺牲经济复苏为代价，先稳定住目前的局势，让全世界的金融投机家明白英国政府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这样至少可以维持英国的信誉。但是，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魄力的，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梅杰首相完全缺乏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后被人们称为英国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对面，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却鲜为人知的金融投机家，他们来自一种叫做对冲基金的金融投资机构。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缘认识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因为他们只为富人和大机构管理财产；他们低调，他们很少对外宣传自己的业绩，而且他们也不承担一般金融机构的信息公开义务。他们可以买空卖空，可以从事风险极高的投机策略，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把资金从一种资产转移到另一种资产，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他们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精简的机构，一位天才的基金经理加上几个聪明的分析师就足以指挥一只数亿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几位优秀的交易员，这只基金就几乎可以制造任何风浪了。
直到1990年代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二、伦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
在1992年，保卫英镑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英国中央银行，而是与英国共同处于欧洲汇率机制之中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德国的中央银行。仅仅凭借英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维持在1比2.95的高水准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英国经济不足以支撑如此昂贵的英镑，所有的金融投机家也都知道英镑有贬值的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出手狙击。虚弱的英国经济没有多少血可流，但是只要德国愿意为它流血，英镑就是安全的，伦敦不会沦陷。
历史具有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五十多年前，当德国人轰炸伦敦、企图打垮英国的时候，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慷慨解囊，通过《租借法案》挽救了英国的命运；今天，当来自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企图打垮英镑的时候，英国人却要指望德国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1992年正是德国春风得意的时代，分裂多年的两个德国已经统一，全世界都预测一个强大、繁荣、举足轻重的德国即将出清，欧洲将毫无疑问地在德国的主导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甚至最终合为一体。刚刚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际上又加强了德国在西欧的中心地位，但是也在德国的肩上加上了一副枷锁──如果英国、意大利等经济萧条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德国必须承担主要的防御工作，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德国人曾经多次以战争的方式谋求欧洲的领导权；现在，经济的繁荣使德国自动获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可是它现在才发现这个担子实在太沉重，尤其是在两德统一、东德重建的关键时刻，原西德的经济实力虽然非常强大，也难以应对“两线作战”的难题。1992年初，德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趋势，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德国中央银行决不可能在此时降低利率；随着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潮，通货膨胀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马克利率还有增加的空间。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随着英镑的一阵颤抖──英国中央银行多次请求德国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国降低利率，从而刺激英国的出口。但是德国人在多次权衡利弊之后，一再拒绝了这种要求。伦敦正处在异常尴尬而脆弱的境地。
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早已开始质疑英镑汇率能否维持下去，甚至质疑英国有没有必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刚刚结束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权，对英国经济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调整，采矿、重工业等陈旧的工业部门受到严重打击，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还导致了严重的失业；这个国家处在经济转型的脆弱时期，如果不能及时降低利率和汇率，萧条无疑将一直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英国商界领袖联名上书首相梅杰，要求把英镑对马克的汇率降低到1比2.60，同时将英镑利率调低3个百分点，即从10%降低到7%。仅仅三年之前，英镑利率还处于15%的骇人听闻的高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房地产泡沫）；现在，即使是7%的利率，恐怕也无法对英国经济起到足够的促进作用，何况是10%!
8月中旬，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申了政府的态度：“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退出汇率机制，松动利率，事情将更槽，英镑将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将十分严重…英国不退出汇率机制，我决不放弃我们的努力。”但是英镑汇率已经下跌，从年初的1比2.95跌到初夏的1比2.85，又跌至8月下旬的2.80左右。欧洲汇率机制规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得低于1比2.778，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交易的国际外汇市场上，大规模进攻随时可能发生，伦敦距离沦陷只有一步之遥。
直到此时，一些看好英镑的投资者仍然天真地认为，德国会在关键时刻出手帮助英国，它不会坐看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成为金融投机家的牺牲品。但是，乔治&S226;索罗斯和那些头脑简单的投资者不一样，他从来不轻易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这就是他能够赚到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他并不关心英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更关心德国中央银行的态度；德国人的暧昧态度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维持英镑汇率既没有信心，也没有决心──让英镑继续留在欧洲汇率机制之内，或许会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更加不利，因为一个不稳定的英镑会让整个欧洲货币体系都变得不稳定。所以，牺牲德国利益维持英镑稳定不仅很危险，而且不值得。
8月28日，英国财政大臣莱蒙在财政部大楼前发表了措辞最严厉的演讲，这被视为对金融投机家的最后通牒；“为了明确英国的立场，我认为英镑不可能贬值，英国不会退 出汇率机制，我们对汇率机制负有绝对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政策的核心。”莱蒙可不是光说不做的，就在讲话当天，英格兰银行在市场上买进了33亿英镑，以显示维持英镑汇率的决心。问题在于，33亿英镑就足以抑制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热情和欲望吗?如果继续试探下去，英格兰银行还能拿出多少钱?
三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挑战英格兰银行的无上权威。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英格兰银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它的意志就是不可抵抗的法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当年的辉煌，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却仍然令人望而生畏。在调节市场、抵抗混乱方面，英格兰银行拥有最丰富的经验，今天呼风唤雨的美联储只是它的一个晚辈门生而已。所以，只要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明确表示英镑不会贬值，英镑就理应不会贬值，不需要其他论据。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莱蒙在同一天的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之后发表的另一篇简短的演讲。他说：“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内各国将不会再一致行动。”
什么意思?如果各国不再一致行动，汇率的剧烈波动就将难以避免，时间的延误和各国政策的分歧将纵容金融投机家的冒险，事实上使欧洲汇率机制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索罗斯反复研究着莱蒙的这些言论──他是在为英国留出后路吗?或许，他此前的严厉言论都只是虚张声势，伦敦已然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金融投机家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众多的国际热钱涌向马克等可能升值的货币，英镑则成为卖空的绝佳对象。但是，财政大臣莱蒙很快在9月初驱散了关于“英国是虚张声势”的谣言──他宣布英国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价值75亿英镑的外汇，全部用于对英镑汇率的稳定。虽然75亿英镑相对于几百亿英镑的国际热钱来说是渺小的，但是英国政府的坚定态度使大部分对冲基金经理人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不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联盟的演讲中传达了一个坚定的信息：“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听到这番铿锵有力的宣言，一些对冲基金开始准备获利了结（虽然获取的利润不算很多）。现在，英镑汇率比起年初的1比2.95,已经贬值了接近6%，对于一般的金融投机家来说，或许是收手的时候了。
可惜，索罗斯不是一般的金融投机家。事后他对记者表示，他从来就不相信梅杰和莱蒙的演讲。“他们的理由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而且，索罗斯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本能，现在，经验和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增加赌注，而不是撤退。
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英国人的肩膀上，索罗斯等到了他守候近两年的进攻信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施莱辛格的一篇访谈，其中闪烁其辞的提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问题只能通过部分国家货币的贬值来解决…”他没有提到“部分国家”是哪些国家，不过对于索罗斯这样的天才来说，这种暗示已经足够了。
德国人已经抛弃了英国。德国人解除了他们对伦敦的保护，使这个金融中心完全暴露在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凶猛火力之下。现在，英格兰银行成为了伦敦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且是摇摇欲坠的防线，他们赖以救命的“75亿英镑”国际援助资金好像还没有到位。
决战开始。
三、乔治.索罗斯的进攻手段
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可以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类:
多空仓策略(Long/Short Strategy)，一般用于股票投资。这是最常见的策略，就是买进一部分股票，卖出另一部分股票，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大部分共同基金只能持有多头头寸(Long Position)，对冲基金则可以比较灵活的调整多头和空头头寸的比率；在大盘下跌的时候，甚至可以只持有空头头寸。多空仓策略也可以用于债券、商品、金融衍生品和外汇，但主要还是用于股票。
套利策略(Arbitrage Strategy)，几乎可以用于一切投资，包括对其他基金的投资。简单的说，套利策略就是在某种金融资产拥有两个价格的情况下，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较高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取收益。例如，某个股票同时在伦敦和纽约上市，同股同权，但是在纽约卖10美元，在伦敦却卖12美元，对冲基金就可以在纽约买进，到伦敦卖出。现实中的套利策略非常复杂，流行的分支有可转换债券套利(Convertible Arbitrage)，股息套利(Dividend Arbitrage)，兼并套利(Merger Arbitrage)等等。在正统的金融学教材上，对套利行为有非常严格的数学定义，在此不庸赘述。
事件驱动策略(Event Driven Strategy)，一般用于股票和公司债券。所谓事件，就是指公司发生的大事，如业绩公布，新高管上任，新产品发行，重大诉讼，以及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新法律法规等等。事件驱动型的基金分析师是最繁忙的，一天到晚都要盯着最新的财经新闻，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打电话核实，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循环交易策略(Cyclical Trading Strategy)，即寻找不同的金融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在一种资产涨价的时候，购买与之有高度正相关的资产，卖空与之有高度负相关的资产，反之亦然。循环交易策略一般需要很强的数学建模能力，并高度依赖历史数据。
市场中性策略(Market Neutral Strategy)，一般用于股票投资，即同时持有数量大致相当的多头和空头头寸，从而几乎完全对冲市场风险，使基金的收益率和市场走势基本没有相关性。这种策略可以让基金经理超脱于大势之外，完全专注于自己擅长的某一个小领域。
此外，比较常见的策略还有破产证券策略(Distressed Securities Strategy)，高利率投资策略(High Yield Investment Strategy)，只做多头(Long-only)和只做空头(Short-only)策略等等，后面两种与一般的共同基金已经没有太大差别。
那么，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属于以上哪种策略? 它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策略。它和极少数基金一起构成了非常特殊的另一种基金类型：全球宏观对冲基金(Global Macro Hedge Funds)。严格的说来，全球宏观不是一种策略，它是一种混合的投资风格。索罗斯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并试图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获利。当索罗斯确定世界宏观形势将发生某种变化之后，他就采用以上任何一种策略，或者其他比较罕见的策略，来达到获利的目的。
以英镑战役为例。索罗斯首先通过分析信息，得出了“英国经济无法支撑强势英镑，英镑必将贬值”的结论。此后，他可以采取以下特定策略牟取利润：
多空仓策略：买进即将升值的美元或马克，卖空（借入）即将贬值的英镑。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于外汇市场的多空仓策略。
套利策略：英镑贬值可能对英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英国市场上的某些金融资产可能暂时下跌到应有的价值之下；例如，可能出现某种英国基金的市场价值低于其净资产的情况，或者某种债券在伦敦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在纽约的交易价格的情况，这时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以较高的价格卖出。
循环交易策略：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的时候，该国股票通常都会上涨，这是有历史数据支持，也有理论依据的。所以索罗斯在卖空英镑的同时，大量买进英国股票。
最后，索罗斯的以上行为实际上都是跟踪英镑贬值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以可以视为广义的事件驱动策略。
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索罗斯在英镑危机中获利最多的是多空仓策略，他的9.5亿美元利润都是通过卖空（借入）英镑，买进美元或马克造成的。此后英国股票果然大涨，索罗斯又赚了一笔，但是远远少于第一笔。
案例九：俄罗斯金融危机（1997-1998 )
一、进程与原因
俄罗斯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经历了由三次金融大风波构成的金融危机。其特点是，金融大波动的间隔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最终导致两届政府的垮台，甚至波及全球，产生全球效应。
三次金融大风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导致生产萎缩，经济虚弱，财政拮据，一直靠出卖资源、举借内外债支撑。但具体诱因，则有所不同。第一次大波动主要是外来的，由东亚金融危机波及之故，第二、三次则主要是俄政府的政策失误，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所致，国际金融炒家染指俄金融市场也是产生全球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金融风波发生在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中旬之间。
本来，俄罗斯自1992年初推行“休克疗法”改革后到1996年生产连续下降，到1997年才出现止跌回升，但升幅很少，只0.8%。俄于1996年起对外资开放，人们看好俄金融市场，纷纷投资股市和债市，因股价上升潜力大，回报率高。俄股票面值定得很低，平均只值50美分到4～5美元之间，股票回报率平均高达1倍以上；国债的回报率也在20%以上，而且80%是3～4个月的短期国债，兑现快。1997年是俄经济转轨以来吸入外资最多的一年。俄从1991年起一共吸入外资237.5亿美元，其中1997年即达100多亿美元。但是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30%左右，70%左右是短期资本投资，来得快，走得也快，这就埋下了隐患。1997年10月间，外资已掌握了60%～70%的股市交易量，30%～40%的国债交易额。
1997年7月泰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俄金融市场的影响还不大，因8～9月间还有大量外资涌入。及至10月韩国大爆发金融危机立即对俄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因在俄金融市场中韩资占有一定比重。韩本国发生金融危机，韩资急忙大量撤走，以救其本国之急，其他外国投资者也纷纷跟进，结果，自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间由于大量抛售股票，股价平均下跌30%，股市殃及债市和汇市，后者也纷纷告急。当时央行拿出35亿美元拯救债市，以维持国债的收益率吸住外资。虽然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5%，但外资依然撤走了100亿美元。
第二次金融大波动发生在1998年5月～6月间。这次大波动的诱因则主要是国内的“信任危机”引起的。这次至少抽走资金140亿美元。具体原因主要是3条。
一是，长达月余的政府危机引起投资者对俄政局的不安。1997年3月23日总统出于政治考虑，突然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解除其总理职务，引致政府、总统与杜马在新总理任命问题上的争斗。经过三次杜马表决才勉强通过基里延科总理的任命。在这一个月政府危机期间，经济领导受到很大影响，政府少收税款30亿美元，使拮据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同时，由于新任命总理基里延科年轻，资历浅，缺乏财团、政党的支持和治国经验，人们对新政府信心不足，那时已有部分投资者开始撤离。
二是，俄罗斯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突然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投资者的心理恐慌。其实，俄自1992年以来一直存在财政赤字，由于政府采取发行国债、举借外债、拖延支付等所谓“软赤字”办法加以弥补，再加上偿付债息不包括在预算支出内，因此公布的财政赤字不高(除1994年赤字占GDP10.7%外，其余年份均在3%～4.6%之间)民众不甚了解其实际严重程度(实际在8%～10%之间). 1998年大笔债务陆续到期，拖欠需要偿还，新政府要承担偿债任务，责任重大，才公布了财政债务危机的严重情况。俄罗斯生产一直下降，财政收入基础越来越小；再加上税种过多，税率过高，引致企业税务过重，因此逃税现象十分普遍，几乎一半单位偷、漏税；拖欠工资额不断增加，1998年上半年又增200亿卢布，总数达700亿卢布。国际能源价格下降，使俄少收入50亿～70亿美元。俄为支撑经济生活运转，不得不大量借新债还旧债，而且要借更多新债。除还内债外，还要弥补财政缺口，于是债务越滚越多，形成债务金字塔。到基里延科接任总理时，俄内债达700亿美元(其中国债达4500亿卢布), 外债达1300亿美元。1998年预算中偿旧债和补赤字加在一起，占国家开支的58%。当时财长承认，今年至少需再借100～150亿美元才能渡过难关。
三是，议会修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是引起这次金融市场波动的导火线。“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已有28%的股票售予外商。可俄国家杜马又专门通过关于该公司股票处置法，规定外资拥有该公司的股票份额不得超过25%。这样一来，引起外资对俄政府的不信任，纷纷抛售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在两周内下跌40%，别的股票也跟着下跌25%～40%。受此影响，国债价格急剧下滑，收益率被迫由50%上升至80%，更加重了政府还债的负担。美元兑卢布的汇率上升到1∶6.2010～6.2030，超过俄央行规定的最高限额6.1850。而且，这次私有化政策变动已影响后续私有化的推行。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拟出售75%股份而无人问津。当然，这也与世界石油市场价格暴跌、人们不看好石油生产有关。
面对上述不断发生的金融市场动荡，基政府当时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保卢布，办法是提高利率。央行将贴现率由5月19日的30%不断上调至5月27日的150%。短短8天，提高了4倍。6月4日起曾降至60%，但不久又上调至110%。同时抛售美元干预汇率，外汇储备由年初的200亿美元减少到150亿美元。
其次，由举借内债转向举借外债。俄从1993年到1998年5月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但代价很大。据报道，财政从市场每筹1卢布资金就要花费12卢布的代价，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的利息一般无如此之高，故而俄于1996年11月起大规模发行欧洲债券，并已筹得约45亿美元，1998年拟再发行60亿欧洲债券。1998年7月13日又从IMF为首的西方大国金融机构借到226个亿美元的贷款。
第三，延长整个债务的偿还期，以缓解还债高峰。俄当时的内外债务总额不算高，还未超过GDP的44%。其主要问题是还债集中，短期债务缺乏偿债能力，当时俄债务构成中绝大多数是借期不到一年的短债，近三年间将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由于3～4月间的政府危机，增加了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购买国债大量减少。1998年4月俄发行国债不到200亿卢布，而当月还本付息高达367亿卢布，借新债已抵不上还旧债，财政更加紧张。当时测算，1998年下半年内每月需归还310亿卢布，如新的国债乏人购买，税收又困难，则还债额要超过国家月收入的40%。因此必须改变还债的期限结构，用借长期新债来归还短期旧债，以错开还债高峰。IMF原承诺年内将分3期先提供148亿美元，无疑对俄推迟还债高峰起一定作用。原以为，俄这次金融危机由于IMF和西方大国出手支援可能得以缓解，至少能稳定半年。殊不料，不到一个月，于8月中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第三次金融大波动，而且导致基里延科新政府的垮台。
这次金融大波动的直接诱因是由于基政府贸然推行三项强硬的稳定金融措施，导致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丧失，叶利钦再次临阵换马，更加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
8月1日基政府推出稳定金融的经济纲领，投资者对其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信心不足。因社会经济形势已相当严峻，政府的增收节支措施难以立竿见影，反映在债券上外资不愿购买俄有价证券，相反还抛售手中的证券。俄报称为“黑色星期一”的8月10日那天，世界证券市场上，原苏联欠外国商业银行的旧债券的价格跌至面值的36%，俄新发行的欧洲债券只值一半。8月11日，俄国内证券市场的短期国债券收益率激增至100%。俄政府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对8月12日到期的国债进行清偿。财政部将7月13日从IMF得到的48亿美元贷款中拨出10亿美元用于清偿，余下38亿美元增加外汇储备。原以为当天付出的53亿卢布中会有一部分再购债券而回笼。殊不知，债民不但未购新债券，还将大部分清偿款用于购进美元，其余则或撤出市场，或留在手中以待时机。第二天(8月13日)国际大炒家索罗斯在报刊上公然敦促俄政府卢布贬值15%～25%。当天，俄国际文传电讯社计算的10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大跌，跌到仅及年初的26%, 跌掉74%。若干外资银行预期卢布贬值，纷纷要求俄银行提前还贷。在这期间美国的标准-蒲耳氏计算机统计服务公司和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都宣布降低对俄外债以及俄主要银行和大工业集团的信誉评估等级。同时，7月份税收只征收到120亿卢布，而执行预算每月不少于200亿卢布，缺口很大。在这些内外压力下，政府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眼看国债券又将陆续到期，年底前政府需偿还内外债240亿美元，而当时外汇储备仅为170亿美元，不够还债，更难以干预外汇市场。政府在此内外交困形势下，就贸然决定，于8月17日推出了三项强硬的应急措施，即：第一项，扩大卢布汇率浮动区间，调低卢布汇率的上限到9.5∶1。这实际上是将卢布兑美元的汇率由6.295贬至9.5，贬值50%以上，市场有此预期，以后卢布汇率必然大跌，10天内跌到20～21∶1，将稳定了3年多的卢布汇率一下冲垮了。第二项延期90天偿还到期的外债，估计有150亿美元。 第三项转换内债偿还期，将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价值达200亿美元的国债转换成3、4、5年期限的中期国债。在转换结束前，国债市场暂停交易。
这三项措施一公布，立即引起舆论大哗，股票大跌而停摆，卢布汇率猛跌，后来，央行干脆宣布任由卢布自由浮动，老百姓挤提卢布以兑进美元，或者抢购消费品。卢布汇率失守，股市更是一泻千里。到8月28日，俄国际文传电讯社综合指数所包括的100种股票的市价已跌至159.2亿美元，比年初的1033.56亿美元，下跌85%，后来干脆停业，变成一文不值。
二、后果
俄罗斯这次金融大风波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使本国已是困难重重的经济雪上加霜，还震撼了全球金融市场。
首先，国内居民存款损失一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2～3倍，国产品也连带成倍上涨。9月份，消费物价上升40%，超过1992年2月的上升36%，成为转型以来的最高。居民实际工资收入下降13.8%，近1/3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整个经济下降5%，工业--5.2%，农业--10%，外贸--16.1%.
其次，大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惨重。西方报刊已惊呼“俄罗斯金融寡头们的没落”。它们前期为牟取利差，曾大量借取利率较低的外债，估计共约300亿美元，兑为卢布后，购进高回报率的国债券。现在卢布贬值，国债券又要由高利、短期转换为低利、长期，里外损失巨大。仅金融七巨头之一的SBS-农业银行当时就握有相当于10亿美元的国家短期债券，顷刻之间不值几文。据估计，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俄罗斯的SBS-农业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已被暂时置于中央银行管理之下，其余几家大银行不得不将自己的商业账户转移到俄罗斯储蓄银行。由于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组成中左政府，金融7巨头与政治关系基本被割断，势力大为削弱。
第三，俄罗斯金融危机波及欧美、拉美，形成全球效应。本来，俄国经济经过连续6年下降，在世界经济中已微不足道，它的GDP仅占全球的不到2%。俄金融市场规模也很小。到1997年股市最兴旺的8月的日成交额也不过1亿美元。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无足轻重。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配角可撼动全球经济，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惊慌呢?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由于从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几乎都相继出了问题，使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纷纷撤资避险，形成连锁反应，俄罗斯当然也在其中。8月俄罗斯金融市场崩溃后，9月上旬短短两周内，巴西也出现外资撤走140亿美元、外汇存底从700亿美元减到500亿美元的金融危机。下次将轮到谁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关注热点。
二是，美国对冲基金染指俄罗斯金融市场，并在俄8月17日那次汇市大跌、股市崩盘、国债停市中遭到了巨大损失。这是造成全球效应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现已获悉，外国投资者在俄那次金融大风波中约损失330亿美元，其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对冲基金)亏损25亿美元，索罗斯量子对冲基金亏损2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亏损4.88亿美元，现已面临被德意志银行合并的可能。现行的对冲基金借巨资进行金融投机，一旦失利，提供贷款的银行即闻讯逼债，甚至惊动政府出面救急(如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由原来的“暗箱”操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多方面惊恐，形成连锁反应。
三是，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债权国，俄罗斯出现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很快波及德国乃至欧洲。俄迄今已欠德国750亿马克(约合444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影响德国债权人的安危，因此引起震动。其冲击波也传到了欧洲金融市场，如法兰克福股市上的DAX比价曾一度下跌3%；巴黎股市的CAC40指数下跌1.76%；阿姆斯特丹股市下跌2%；苏黎世股市下跌1.6%，等等。
案例十：巴西货币危机(1999)
一、巴西货币危机发生的背景
拉丁美洲各国在90年代果断地推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但对外经济开放导致了国际收支的急剧恶化。出口贸易额与进口贸易额均有急剧的增长，但进口贸易额的增长率却高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率，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贸易收支逆差额从1994年的250亿美元左右增大到1998年的超过900亿美元，国际经常收支也出现有同样的动向。贸易自由化的效果表现在进口贸易额的扩大是很快出现的，但如果未能伴随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那么出口贸易的扩大就肯定地要有时间的滞后。毋庸置疑，这种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的失衡就得以引进海外资金来加以填补。1991年拉丁美洲的净资金流入额为300亿美元，其后便急剧增大，1997年达到峰值1100亿美元以上。以墨西哥为例，在1991年货币危机以前证券投资便有了急剧的增加，1994年以后民间部门到海外借款和补资直接资本投资便不断趋于增大。用这种巨额的资金流入来弥补对外收支的失衡和维持高经济增长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
二、巴西货币危机
继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之后，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巴西货币也难免要受到冲击。1999年l月巴西不得不放弃以往采取的挂钩汇率制度，转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巴西在俄罗斯危机发生后不久，便受到了货币危机的冲击，从1998年8月到9月短短期间便约有25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出，货币危机的爆发已经牵动了人们的担心。进入10月以后，巴西政府公布了大规模的财政稳定计划，11月取得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机构的415亿美元紧急贷款。而巴西则被要求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但由于汇率稳定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机能，从而巴西被要求维持汇率挂钩制度，并以此作为提供紧急贷款的条件。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订的巴西经济调整政策的框架并不是降低汇率和财政紧缩政策同时进行，而是单靠财政紧缩政策来进行经济调整，从而无法改善国内经济不平衡和对外收支不平衡的状况，成为一种跋足的经济调整政策。不能降低汇率就必需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这就导致1999年巴西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预计到经济会更加严重衰退，反对财政稳定计划的政治压力加强了。国会否决了财政计划中的若干项目，国会审议过程出现了激烈的争论。1999年1月6日，米纳斯州以财源短缺为理由，要求延缓向联邦政府偿还15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导致市场对巴西政府财政紧缩政策不信任感的增强。接着1月12日拥护挂钩汇率的中央银行总裁被撤职，市场发生了激烈的动荡，资金急剧外流。巴西政府虽然在13日设定了新的挂钩汇率，但仍不能制止资金的外流，15日巴西中央银行决定放弃对汇率的干预，转而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据推算从1999年1月6日到巧日期间内便共约有5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出额。采取浮动汇率以后，巴西雷亚尔不断贬值，1月29日巴西货币汇率突破了1美元=2雷亚尔。为了对付这种形势，巴西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协议，采取新的稳定汇率政策，并于2月4日宣布实施，其后雷亚尔的汇率保持了1美元=1.9雷亚尔的水平。
这次雷亚尔的贬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汇率与美元挂钩的政策所带来的雷亚尔币值过高评价受到市场压力而出现的贬值，这是合理的调整，但是汇率下跌却出现了各种问题。
首先，可能出现物价上涨。雷亚尔贬值已经使巴西货币失去了抑制物价上涨的稳定物价的机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物价上涨。
其次，转向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后，金融政策的支柱就落到利率政策身上，但是为了进行经济紧缩、抑制物价、促进外资引进，都必须有高利率政策。但高利率政策却同时会加重国债付息的负担，扩大财政赤字。由于实施高利率政策，1998年巴西的国债利息支付增大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求巴西实施高利率政策，但国债利息支付的增大和经济衰退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成为了财政赤字扩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尽管推行财政紧缩政策，但财政赤字却未能缩小，投资商的投资信心也未能恢复。为了迫避财政赤字扩大问题，巴西政府迅速地实施健全财政收支平衡的政策，同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制订了新金融政策的原则，以尽快结束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
三、巴西的货币危机的影响
1、巴西货币危机给近邻国家带来深刻的影响。以下特就阿根庭与巴西的贸易摩擦和货币美元化问题探讨一下巴西货币危机对阿根庭经济的影响。
目前阿根庭的出口贸易额有近30%是出口到巴西的，巴西雷亚尔的贬值给阿根庭的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汽车及其部件、石油制品、药品、农产品等商品对巴西的出口趋于剧减;而另一方面，由于雷亚尔贬值，巴西的纤维织品、鞋靴等商品对阿根庭的出口则趋于剧增，1999年1一8月期间鞋靴的进口增长66%(比1998年同期)、纤维织品的进口增长38%。为此，阿根庭不得不采取了适当的贸易限制措施，1999年4月对钢铁制品的进口征收税金、七月对纤维织品进行进口数量限制、8月对鞋靴进口需事前取得进口许可。巴西对阿根庭的这些措施强烈反对，1999年9月20日公布撤销阿根庭商品进口的优惠。巴西与阿根庭之间围绕贸易摩擦的对立一时出现了紧张的形势。到了9月底形势有所好转，凭借就贸易限制措施问题所达成的协议，事态大致平息下来了。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复活仍是巴西与阿根庭正在进展的经济自由化的重大障碍，这样说并不过分。要真正消除在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危险性，只有等待到两国经济恢复之后。
2、进入1999年，许多拉丁美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以一系列的货币危机为契机，表现在海外流入的资金减少和贸易条件恶化。拉丁美洲各国虽然采取了高利率政策、财政紧缩政策，以力图恢复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信誉，但1998年拉丁美洲地区的海外资金净流入额急剧减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数字，1999年新兴市场的海外资金流入额预计将仅及1997年的一半，为此1999年拉丁美洲地区的海外资金流入额将会继1998年之后又有进一步的减少。1999年9月26日厄瓜多尔宣布停止支付布雷迪债务利息，尽管这是58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第一个国家宣布停止支付外债利息，但会影响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海外资金流入。拉丁美洲各国在80年代通过银行贷款，使其经济大幅度地依赖于海外资金，同样地它们在经济自由化迅速进展的90年代，尽管海外资金流入的形态已经多样化，有证券投资、直接资本投资、债券投资等各种形态，但其依赖海外资金的经济体制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相反地，它们的经济对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敏感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增强，它们的经济对海外资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大了，经济体制进一步脆弱了。
案例十一：（国际储备）外汇储备与金融危机
――以泰国为例
保持充足的国际储备特别是外汇储备，对于维护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稳定外汇与货币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97年始于泰国，以后波及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一例。1997年7月2日，在历经数月的泰铢汇率波动之后，泰国中央银行终于放弃了实行13年之久的泰铢与“一揽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改为管理式的浮动汇率制。消息公布后，泰铢兑美元的汇价应声而下，最多时曾跌去近30%，酝酿已久的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紧随其后，菲律宾中央银行也因无法抵挡投机力量的打击，于7月11日宣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的汇价将在一个不确定的“更大范围内”浮动，比索兑美元的汇率随即大幅度贬值。受此影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货币汇率亦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货币汇率纷纷应势而下。东南亚金融危机由此爆发。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关国家的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的相对不足，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除了政府有关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失当、金融机构对房地产投资过度、银行呆账严重、外债高筑、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外汇投机者的疯狂炒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汇储备相当有限以及危机爆发后运用储备政策的失误。从1990年起，泰国的贸易逆差逐年递增，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到了1996年的2月，泰国的外汇储备只有387亿美元，而且这些外汇储备还是泰国通过采取高利率政策吸引外资流入而形成的。而事实上自1994年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状况一直在恶化，已无法再用流入这个地区的长期资本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的普遍不足，当倾向危机来临、本币受到外汇投机力量的打击时，政府当局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捍卫本国的货币。再加上货币危机发生后，面对投机攻势，泰国中央银行又不顾实力，不当地动用了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是由于外汇储备的不足而导致干预无效，不仅没有达到维护倾向汇率稳定的目的，反而使储备资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适度的外汇储备。虽然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因为持有外汇储备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一个国家绝不能没有适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市场化程度较低而又正在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国家，更需要持有相对较多的外汇储备，以确保经济发展对外汇的需求。
案例十二：德国五金股份公司衍生交易
1993年12月，德国五金股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MG在能源期货和掉期交易上遭受巨额亏损，由于150家德国和国际银行在此后一年内出资逾22亿美元进行挽救，才使MG及其债权人免于破产。
MG公司于1993年夏天与大批用户以略高于当时市价的固定价格签订了长达10年的供货合同，由于当时普遍认为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处于低谷，所以这一长期合同对MG公司而言风险很大。为了谨慎起见，MG公司同时在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和场外交易的掉期市场上建立了大约1.6亿桶原油的多头寸。这样，如果今后能源价格上涨，公司在远期合同上的损失将由衍生交易上的多头寸盈利所抵消；反之，公司亦可用远期合同上的盈利抵消衍生合同的亏损。事实上，管理者们是将赌博变成保险。
但是，MG公司于保值的衍生头寸集中在短期期货和掉期合同上，为了与长达10年的不平衡头寸相适应，公司需不断将衍生头寸展期。MG公司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首先，衍生市场上根本就少有一年以上的合同；其次，公司与用户有所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中用户有选择当市场价格上升时从MG公司获得一定补偿来提前结束长期合同的权利，这使MG公司对现货合同的实际期限没有把握，自然选择短期衍生合同来保护自己；再次，能源价格的期限结构通常呈现货溢价，即期货价格低于市场对远期价格的预期，且到期日越远，价格被低估的程度就越大，这样展期保值中旧合同平仓时的价格一般会高于买入价，可以带来额外收益。
1993年12月，能源现货价格猛烈下跌，相应地，MG的远期供货合同非常有利可图。但其在衍生市场上的多头寸发生亏损，交易所清算机构催其补足保证金。由于油价从1993年6月的19美元/桶下降到1993年12月的15美元/桶，再加上期货市场的杠杆系数，MG公司的保证金损失极为可观。同时，公司的资信级别急剧下降，债权人信心不足，MG筹资愈加困难。而交易所为防止“漏仓”，又要求MG缴纳双倍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中，MG公司决定平仓，在期货市场上以14美元/桶的价格作空平掉了当初以18美元/桶买入的多头寸，亏损达6.4亿美元。而为了不使远期供货合同孤零零地处于暴露之中，公司将远期合同也变现了，为此又向客户让渡了部分现实的和潜在的收益。
富有戏剧性的是，从1993年12月中旬开始，能源价格开始上升，至1994年8月油价爬升至19.42美元/桶。换言之，只要MG公司能“挺过难关”就会有超额保证金源源入账。
案例2.2 利用外汇期权交易进行保值
1999年10月2日，某家英国大公司从远东获得一张出口商品订单，交割和支付在6个月之后，而且是以美元支付的。公司财务主管不能肯定财务账上何时会收到这笔款项，而且担心公司在收到款项之前，美元价格可能会下跌（贬值），出口商品的发票金额为USD2250000。如果他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到期时美元下跌的话，公司从外汇兑换中收取的英镑将会减少，从而在成本补偿和获利方面受到损失。但如果到期时美元升值的话，他会大为获利。虽然他不能肯定美元将向哪个方向变化，但按公司的政策，由于存在货币亏损的可能性，所以他不能置之不理。如果他与某银行进行一笔远期外汇交易，那么当美元向有利的方向发生变化时，他就得不到这笔意外的收获；但如果他进行的是一笔期权交易，那么当美元向不利方向变化时，他就可以保值，而美元向有利方向变化时，他就可以保留获利机会。
案例十三:利用电子邮件汇兑现金
总部位于芝加哥市的第一银行（Bank One）最近宣布推出一项新的业务：电子货币邮件。顾名思义，这是一项为顾客提供通过电子邮件汇寄现金服务的业务。第一银行拥有资金2560亿美元，在美国金融业排名第四，具有如此雄厚实力的银行开展这样的业务在美国企业界尚属首例。
第一银行在散发给新闻媒体的材料中指出，它的“电子货币邮件”业务所涉足的市场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著名市场研究企业丘比特通信公司金融事务专家罗伯特?斯特林认为：电子邮件付款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率先闯入这个领域占领一席之地对企业发展有着极深远的意义。
资料显示，美国目前在在线支付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还只有一家企业X.com。这家企业也只是刚刚由X.com和PayPal.com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的，据说它的电子支付技术在包括电子港湾在内的网上拍卖市场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根据第一银行的介绍，在它所开辟的eMomeyMail.com网站上，任何一位美国公民只要拥有支票账户呈一张信用卡，都可以一次寄送或收取最多500美元的现金。这项业务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汇款者首先登录eMomeyMail网站，选择支付款项的方式（包括信用卡、借贷卡或支票账户等），然后指定收款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汇款金融即可。收款人在收到电子邮件汇款通知后，点击邮件中带有导向eMoneyMail网站的超级链接的附件，指明愿意接受的付款方式（上面提到的三种再加上通过水陆路邮件寄送的纸质支票）。每汇款一次需要缴纳1美元手续费，收款人如果选择收取支票也需要支付1美元手续费，与使用自动提款机时交纳的费用相同。
虽然X.com公司开展的业务与第一银行的类似，但是第一银行声称它采用的加密技术是目前互联网上最为安全可行的商用138位加密技术，因此客户完全不用为交易是否安全而担心。
著名的福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 Inc.）在线金融及支付问题专家布鲁克?纽康指出：从长远看，第一银行所涉足的这个市场确实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从当前情况看，网民的热情不会太高。“电子货币邮件”业务的开展将受到严重限制。他说：“现在对上网花钱感到放心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认为第一银行的这项业务不可能发展到很多的用户。”已经开展了这种业务的企业对纽康的看法自然表示不能同意。X.com的官员说，它目前每天发展的用户超过1万名，而且这个增长速度每个月还会翻上一番。第一银行在预测未来发展时提醒观察人士注意一个事实，即根据统计，每三名美国成人就有一个经常使用电子邮件，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经常使用网上金融服务。该银行技术专家指出，“电子货币邮件”业务很可能像当年的自动取款机那样迅速流行起来。
案例十四：企业外汇风险防范
一、案例缘由
某公司是一家生产型的涉外企业，原材料大部分从国外进口，生产的产品约有三分之一销往国外。企业出口收汇的货币主要是美元，进口支付的货币除美元外，主要还有欧元和英镑。该企业每个月大约还有1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400万美元左右的非美元（欧元、英镑）对外支付。2002年年中，欧元兑美元汇价在平价下方，英镑兑美元也在1.5美元左右，而2003年上半年欧元兑美元不仅突破了平价，而且最高时甚至达到1欧元兑换1.18美元，该公司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损失。
二、分析
该公司出口收汇的金融小于进口付汇金额，每月收付逆差约300万美元，且进口付汇与收入外汇的币种也不匹配，存在非美元货币在实际对外支付时，与签订商务合同或开立远期信用证时的成本汇率相比升值的风险。因此，该公司迫切需要进行外汇风险防洪和规避。
三、防范方法
（一）采取货币选择法
争取在进口合同中使用与出口合同一致的货币，这样，可消除约100万美元的敞口头寸。
（二）采取“提前错后”法
如预测美元汇率继续看跌，欧元、英镑汇率继续看涨，则可争取提前收取出口货款，提前支付进口货款，以消除出口远期收汇和进口远期付汇的汇率风险。
（三）采取外汇交易法
上述两种方法一方面可能存在与对方谈判结算条件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只能规避部分汇率风险。因此，该公司可选择外汇交易法来防范汇率风险。这种情况下，外汇交易法是一种比较现实、经济和有效的防范方法。
为更好地达到保值避险的目标，首先要在签订非美元商务合同或开立非美元远期信用证时，将当时的市场汇率作为保值避险时参考的成本汇率，积极运用远期外汇买卖等保值手段，在分析外汇市场走势的基础上，在适当时机买入远期支付的非美元货币，相应卖出远期美元，也就是将支付时的汇率提前确定，避免出现到实际支付时，由于市场的即期汇率大幅升值造成汇率风险损失的局面。对于该公司收付汇逆差的300万美元，则可利用银行推出的远期结售汇来进行套期保值。
该公司也可利用外汇期权来防范汇率风险，如支付一定的期权费买入欧元和英镑看涨期权。如果到期日英镑和欧元上涨到协定价格以上，则按协定价行使期权，这样，欧元和英镑的汇率就锁定在协定汇率水平。如英镑和欧元汇率在协定价以下，则不行使期权，而是从市场上以更优惠的市场汇率买入欧元和英镑。
利用期权套期保值，在到期日期权买方既可选择执行期权合同，也可选择不执行合同，从而可以在欧元和英镑下跌时利用市场的有利汇率，但为购买期权需付出一笔较可观的期权费。而远期交易则不管汇率如何变化都必须进行实际交割，但远期交易除可能需存入一笔保证金之外，无需缴纳费用。因此，利用远期交易和期权交易进行套期保值各有利弊。从我国银行目前提供的避险产品来看，多数银行尚未推出外汇期权业务，因此，利用远期交易避险应是该公司较为现实的选择。
案例十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对美元汇率的两次联合干预
1973年美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由于美国经济处于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的处境，卡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决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因此开始不断抛售美元，使美元的汇价一路下跌。
面对美元跌势，卡特政策决定干预外汇市场。1978年10月底，卡特政府宣布了一项反通货膨胀计划，但对美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因此，美元反而在外汇市场上狂泻。面临马克和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德国和日本两国的中央银行被迫进行不改变自己政策为前提的大规模干预，买美元抛本国货币，但收效甚微。
1978年11月1日，卡特总统宣布美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将直接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稳定美元汇率。由于前一星期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使外汇市场大失所望，卡特这次宣布的干预包含两项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一，货币政策将紧缩。第二，美国中央银行将调用300亿美元干预外汇市场，平衡美元的外汇价格。计划宣布后，外汇市场果然受到震动，对其货币紧缩政策更是十分警觉。在11月1日上午9:13，美元对马克的汇价立刻从前一天的最低点上升37.25%，达到1.83马克；几分钟后，随着中央银行抛出6900万马克、1900万瑞士法郎后，美元对马克的汇价又上升1%，对瑞士法郎的汇价也上升到1.567瑞士法郎。在针对日元动用了500万美元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汇价也升至187.5日元。在这一天外汇市场收市时，美元对主要外汇的汇价平均上升了7%―15%。
在以后的两个星期内，外汇市场仍有抛美元风，以试探美国等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决心，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合德国、日本和瑞士中央银行，一次又一次地在市场上干预。到11月底，美国干预市场的总额达350亿美元，使美元明显回升。但是，在12月初，外汇市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真正采取倾向紧缩性政策，又开始抛美元，使美元再度下跌。美国等中央银行继续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但干预的效果已明显下降，到12月底，美元汇价已低于11月的水平。美元的真正走强是1979年10月新的联储会主席保罗?沃尔克上台宣布货币供应控制以后的事。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是美国等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是一场失败的持久战，1985年9月工业五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则是一场成功的速决战。里根上台后，美元就开始一路走强，到1984年2月25日达到最高点，对马克的汇率高达1美元兑3.4794马克。经过春季和夏季的调整后，美元在该年9月又开始上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五国的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讨论外汇干预问题。9月22日星期天，五国发表声明，声明说，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致同意，“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汇价应该进一步走强”，他们在必要时将进一步合作，进行干预。第二天早上，外汇市场上美元便立刻下跌，对马克的汇率从2.7352跌至到2.6525马克，跌幅达3%以上。美元从此也一路下跌，直到1987年初跌势才停止下来。
案例十六：外汇交易员繁忙的一天
一、外汇交易全程回放
22:00
伦敦某银行外汇交易员A度过了繁忙的一天，由于预测日元看涨，A持有美元对日元的空头头寸1000万美元，平均成本为USD/JPY=123.50。由于市场汇率变化波幅大，A通过国际分支网络发出止损令，止损位为125.50。
00:30
A接到香港分行的电话，美元兑日元汇率突破了124.50，A没有进一步行动的指示。①
01:30
东京分行来电话，美元兑日元汇率突破了125.00，直逼125.5的止损位，但东京外汇交易员认为美元是技术性反弹，美元还是看跌，建议A将止损位提高到126.00。②之后警报解除，一夜无事。
06:30
A的便携式路透机显示最新消息，美元利率下调，传闻得到证实，美元对日元汇率急剧下跌到122.00。于是A决定将止损位调低到122.50，以便保全部分利润，并发出在121.50获取利润的指令。③
07:30
美元对日元已跌破121.50，东京分行已执行了A的获利指令。A以一个良好的盈利为开端开始了新的一天。④
08:00
欧洲开市，美元跌倒120.45/65，A认为美元将会的反弹，遂打算建仓，以50/70价格报出，结果以50点价格买进了1000万美元。⑤
08:30
欧洲市场抛盘汹涌，美元跌倒120.00，A为降低成本，又在此价位买进了1000万美元，此时平均价为120.25。⑥
11:00―11:30
美元一路下跌，已到119.25，A的2000万美元多头已被深度套牢，但A认为美元在118.85上会有一个有力的支撑，遂在118.00的价位上又买进1000万美元，此时，A已持有3000万美元，平均价格为119.50。⑦
13:00
美元反弹到119.50，A决定卖掉500万美元，使其头寸降到2500万美元，平均价格为119.50，A此时不赔不赚。⑧
14:00―14:30
天大好消息，日本银行宣布下调贴现率，美元加速反弹到120.00，A又在此价位卖掉1000万美元，平均价为119.17，今天以来A首次实现账面盈利1245万日元。⑨
15:00传闻日本央行已决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把美元推高，市场一片混乱。
15:45美元兑日元汇率涨到121.35，A卖出了最后1500万美元，净赚了3270万日元。加上头天晚上的盈利，一整天的交易赚了5270万日元，折合美元约43.43万，真是美妙的一天！
二、分析
①此时A账面损失1000万日元。
②此时A账面损失已达1500万日元，若汇率突破新的止损位，A账面损失将达2500万日元。
③如在新的止损位122.50止损，A将保证盈利1000万日元；如在121.50处执行获利指令，A将获利2000万日元。
④A一个晚上的美元空头最终盈利2000万日元。
⑤此时A拥有美元多头1000万美元，成本为120.50。
⑥A此时持有2000万美元头寸，平均价为120.25，账面损失500万日元。计算如下：
$MIO JPY
+10 1 205 000 000
+10 1 200 000 000
+20 2 405 000 000/20MIO
120.25
⑦A此时持有美元头寸3000万，平均价为119.50，账面损失4500万日元。计算如下：
$MIO JPY
+10 1 205 000 000
+10 1 200 000 000
+10 1 180 000 000
+30 3 585 000 000/30MIO
119.50
⑧A此时持有2500万美元头寸，平均价为120.25，账面损失为零。计算如下：
$MIO JPY
+10 1 205 000 000
+10 1 200 000 000
+10 1 180 000 000
+30 3 585 000 000
-5 -597 500 000
+ 2 987 500 00/25MIO
119.50
⑨A此时持有美元头寸1500万，平均价为119.17，账面盈利1245万日元。计算如下：
$MIO JPY
+10 1 205 000 000
+10 1 200 000 000
+10 1 180 000 000
+30 3 585 000 000
-5 -597 500 000
+25 2 987 500 000
-10 -1 200 000 000
+ 1 787 500 00/15MIO
1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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