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中国经济建设10本经济学著作及经济学家
1、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2、卢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3、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4、马寅初：《新人口论》
5、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
7、蒋一苇：《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8、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9、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10、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二、中国经济学家简介
1.张培刚
张培刚教授。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1941年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1945年张培刚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学校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张老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亚洲惟一获此殊荣的人。
2.顾准
顾准（1915—1974）思想家、经济学家。1915年生于民国初年从苏州移居上海的一个中医家庭，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成为探索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运行的第一人。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他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翻译作品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文集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
3. 王亚南
王亚南(公元1901～1969年)，黄冈县王家坊村人(今团风县)。著名现代经济学家。
王亚南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在这里，他的人生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
中国的寺庙除了养育和尚与山林外，也庇护了不少穷困的读书人。在杭州期间，王亚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即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这位朋友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1928年王亚南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在这一二年中，他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王亚南开始崭露头角。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他谈了自己的欧游见闻，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并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些费用。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他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
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症于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身后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译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
厦门大学召开纪念王亚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仪式上，称他为“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著名经济学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他不像一般的翻译家，一本书翻译完了也就完了，王亚南把《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如他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向他提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几年之后，他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王亚南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地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地去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任校长期间，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是一段有名的佳话。陈景润本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可是分到北京某中学时，却不适应数学教师的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王亚南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让陈景润返回母校，让他安心地从事数学研究。后来陈景润科研取得成绩，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调他去，又得到了王亚南的支持和成全，陈景润后来终于攀登上了数学的高峰。著名作家徐迟在他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动地记叙了这件事。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4. 陈岱孙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於福建省闽侯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福州鹤龄中学。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1920年毕业後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後赴英、法、意等国作短期考察和研究。1927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次年起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历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商学系主任。1952年任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1953年以後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等职。他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曾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
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 他的主要著作有散见於各报刊中的学本论文和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一书。在该书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以及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科学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於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取向提出了自己重要的意见。他主张对於经济现象的研究要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
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他指出魁奈经济表不仅涉及简单再生产，而且对扩大再生产也作了说明。他对於亚当·斯密矛盾也有缜密深入的研究。。陈岱孙撰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1981）等论文，全面地论述了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他著重研究了西方经济学对於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作用问题，认为既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又要看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也确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此外，上世纪50年代，陈先生自编《经济学说史讲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史体系。60年代初参加《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编写，70年代末编写《经济学说史专题提纲》，後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上、下册，1981）。
虽然陈岱孙先生的名气很大，著作却极少。究其原因，与陈寅恪、金岳霖等那一辈学者一样，陈岱孙在学术上特别自律，讲义一遍又一遍地给学生讲，边讲边改，即使讲了好多年都还不甚满意，就是不同意拿出来出版。陈老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从思想上打通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学生手裏流传的讲义而已。1991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词，送给毕业生两句话---"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岱孙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陈岱孙学术上极端严格，上课没有一句废话，做事也是雷厉风行，不打半点折扣。当时北大最出名的两个教授，一个是哲学系的冯友兰，不管什麼事情都能从东西方哲学出发讲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就是陈岱孙，不管遇到什麼难题也总能不声不响地圆满解决。行胜於言，这在陈岱孙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陈先生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实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恰当结合，坚持培养经济科学人才要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陈岱孙教书治学皆以正直为先，始终强调对西方经济学不能"述而不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关注焦点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学术思想很新，能及时瞭解各种动态，对经济形势和未来都有很正确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社会和决策部门参考。 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是一位杰出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界宗师。
陈岱老曾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陈岱老的这句话足以让世人景仰百年。
5. 马寅初
马寅初（１８８２—１９８２） ，汉族，１８８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家。１９０１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１９０６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５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１９１９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１９２７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１９２８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１９２９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１９３８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６日被蒋介石逮捕。１９４６年９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１９４９年８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１９５１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６０年１月４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１９７９年９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７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９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０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１９９３年８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５０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２０‰的结果。如果按１９５３年统计的２０‰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３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6.孙冶方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又名孙勉之、宋亮等，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九月三十日生，无锡县玉祁礼社人。民国12年(1923年)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时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3年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民国14年 1月任中共无锡支部第一任书记。同年7 月赴上海任沪西工人联合会宣传员，调查研究工人运动。9 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民国16年夏毕业后任东方大学中国班课堂翻译。翌年初调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原为中山大学)任政治经济学翻译。后因受王明宗派集团的迫害，于民国19年9 月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上海人力车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沪东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民国20年1 月，因沪东区工会机关被破坏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又遭特务逮捕，被关押 1星期，由邑人陈翰笙、钱俊瑞觅保获释。后随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先后参加江苏、广东等地的农村经济调查，期间发表《农村经济的对象》、《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私有、村有、国有? 》等颇有影响的论文。民国24年春赴日本进行调查研究，同年9月回到上海，参加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中国农村》杂志编辑。
他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论财政资本——帝国主义》等论文。 民国26年初，经沙文汉、陈修良介绍，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上海编辑出版《译报》、《上海周报》等刊物，并在文艺界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输送大批文化人士和青年去抗日根据地。民国30年6月，他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盐城，他化名宋亮，先后担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同年7月13日，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的倾向，给刘少奇写信，请教有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当天就回信(即《答宋亮同志》)肯定了他的看法，并详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民国32年4 月，孙冶方调任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领导地委党训班开展整风。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历任中共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办事处副处长兼路西专署财经处处长、中共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致力于解放区的财经和军队物资的供应工作。上海解放后，孙冶方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4年调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后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湖北、湖南、江苏、广东、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著名论文。195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60年代初，他连续撰写了《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研究报告和内部讲稿，强调价值规律，指出利润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由此引起激烈的争论，受到诬陷和迫害。1965年秋，孙冶方被撤销职务，并下放农村劳动。1968年4月4日起，孙冶方被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他身陷囹圄，心向真理，决心要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狱中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1975年4月10日获释。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孙冶方不顾身患重病，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到西北、西南地区进行调查与考察开发计划，还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1979年4月回到故乡无锡，参加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作了《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会后，他留在无锡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同年夏，孙冶方身患肝癌，病情严重恶化。在医疗期间，他仍坚持研究工作，继续整理和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等专著，还写了《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等23篇经济论文、2篇文艺评论、1篇党史资料。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983年2 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7.薛暮桥
薛暮桥，生于1904年10月。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1979年，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针对当时城乡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劳动力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观点。
1980年6月，率先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应以全国的战略规划作为基础。沿海外向型地区的发展战略，应当与腹地的发展战略配合研究。1991年，指出应当逐步改用利率政策，要尽快学会用经济方法，运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加快建立和完善间接调控体系。
8.吴敬琏
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5—1956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他先后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9.刘国光
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被借调参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曾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等职。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大会选为该院荣誉博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
著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主编有《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
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79年，在被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圈定为“标兵文章”并在党内传阅学习，后来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对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对旧体制的弊端进行透彻的批判，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排除；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然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计划，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等；这些观点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贡献。
1982年9月，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吨，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
此外，他在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国家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等几乎每一个改革方面 都有重要的利润建树。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
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
主要著作包括：《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刘国光选集》、《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改革、稳定、发展》、《刘国光经济文选》、《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走向一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刘国光自选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等。
10.于光远
于光远,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15年7月出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
于光远兴趣非常广泛，关心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问题。脑勤、手勤、腿也勤，虽现年事虽高，但仍“坐轮椅，走天下”。近又要求自己要现代化，尝试与因特网打打交道。于光远曾经破格录取一位英语分数不够的学生为自己的硕士。传为佳话。
11.厉以宁
厉以宁1930年11月生于江苏省仪征市；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1998年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等
厉以宁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并被多次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12.林毅夫
林毅夫：男，1952年10月15日，生于台湾宜兰县。1978年6月获台港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学位， 1982年6获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6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农经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兼职教授，美国杜克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2008年5月起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过渡经济学” 和中国经济史．
1993年《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 1993年被授予美国中国经济学会终身成就会员；1993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大卫?林经济学家” 称号；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岀版，该书获199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的奇迹：战略发展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岀版社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岀版（大陆发行），香港中文大学岀版社1995年岀版（海外发行），英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岀版社与国际经济增长中心联合于1995年岀版）（与蔡昉、李周合作）；《中国的农户制度与农业增长：导致新的制度经济》（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岀版社岀版）以及已发表的中、英文论文共有80余篇。
13.樊纲
樊 纲：男，1953年9月20日岀生于北京，祖籍上海崇明县。1982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理论” ；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导师，教授。
其主要著作包括：《现代三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1989年）；《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990年）；《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1992年）；《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1992年）；
在《经济研究》等主要经济学学术刑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在各类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15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3篇，英文工作论文7篇，日文论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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